从发现道北佛寺壁画 看吉兰丹佛教历史(一)

(A)前言
在南洋，宗教活动往往被利用作为社群团结的象徵.当每一个个人祈求经济充裕，以及祈求个人平安与地 安静的同时间，神明又是同一来源的社群群众共同信任的对象。把乡土信仰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可以缩短新居留地和本乡间的地理与精神差距，神明世界所代表的伦 理道德 ，又兼能巩固社会秩序和影响个人意识取向。

一间庙宇，既有维护原乡传统的功能，又能扮演了共同信仰中心的角色，它其实也是巩固异地团结的组织瘟量，扮演凝聚社会力量的中心角色。许多早期在南洋出现的百年老庙，都可以一再印证这一论述。

在今天，建庙也许并不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可是，在那个时代，天灾人祸都难以预料，信仰上的支持就变得很重要了，也只有一批最早的居民想在一个地区安定下来，而且，他们也安定下来了，他们才会在当地安祀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神明香火。
客家人正如其他华人社群一样，普遍崇拜观音菩萨，而且相信在客家人最初南来马来西亚之际，他们也已经把这一信仰带来，成为大马客籍村落或各籍为主的社区之信仰一环。

在佛教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各地崇祀观音之寺庙，都包括了各属人的捐款参与。尤其全马各地的区都出现水月宫观音崇祀，更不是偶然的现象；水月宫观音极可能是客属人在开拓矿区的时代引进的乡土神兼保护神 。
但说到客属人士对观音信仰和佛教的重大贡献，理应是二十世纪，北马客属先贤张弼士等人领倡扩建当地人俗称 “龙撞钟观音”的鹤山大士堂，使它成为后来东南亚最大的佛寺的极乐寺，他们支持了来自福州的妙莲禅师任“钦命方丈“，建立东南亚第一所正规的佛寺。
此外，我们仅就清代的情况说明之。

（B）最早的客家人观音香火
我们有极大的理由相信，最早的客家人供奉观音的庙宇，可能是在马来半岛东海岸吉兰丹的布赖地区。
根 据S.M.Middlebrook的记录，这座村庄，在他在1933年造访 的200年之前，已经存在，它曾经是金矿区。在1800 年左右，当地采矿为生的华人先民为了反对土酋天猛公(Temenggon，管理内政之大臣）垄断白米之供应与贸易，影响他们的生计，愤而反抗及刺杀对方， 导致过天猛公儿子入侵华人矿村，对村民大屠杀。（1）

在一九三三 年，Middlebrook到布赖去考察时，当地只有二、三名妇女是真正来自中国，他发现布赖村庄当时有七八百名客籍华人，他们已几乎人人以种稻为生，同 时他也发觉到布赖华人的皮肤黝黑。他认为这是布赖男人与原住民或泰女通婚的证明。当时也确有这种通婚现象，包括甲必丹的祖母是暹人 。而当时的村民多住在村外私人的耕地，只有约二十家人和店铺的村中；村中的店铺兼住屋，包括村中的观音庙内，组成村中简陋的建筑，它们多用稻灰景象与竹子 为材料。（2）

布赖村华人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时，仍还有庆祝华人主要的节日。迄今，老年人犹记得在他们还年轻时，布赖村重要的庆典不是农历 新年，而是观音诞辰。在这每年一度的节日庆祝工作，往往在观音千秋数个周以前就必须开始预备，以便维持超过十天的各种膜拜庆典仪式。当时人群从哥打巴鲁乘 船沿河上来布赖，售卖货物和祭拜典礼、宴乐和赌博，情况相当热闹。所有的神明也从庙里被延请到上轿游列村中为庆祝特备的亚答棚中去。此外，庆祝的仪式不但 祭拜华人的神明，马来人的“拿督公”神也受到祭拜 ，还有客家各户先祖矿工的神位等……（3）
基于华人最初到达一个地区，必定也把他们心目中的乡士祖神带到当地。因此，布赖水月宫的观音信仰，可能是最初也最早出现在大马的客家村观音香火。它的出现说明，人们对佛教的亲近，又以一种民间信仰的形式南传。

（C）分布东西马各地的客家人观音信仰留痕
北马最早崇祀观音的是槟城屿广福宫，它当然并不全是客人为主的，而是属于全体广东、福建之华人先民共同的公庙；在它1800年建庙碑文，捐款的客人可考的有永定人胡武撰，他也是海珠屿大伯公的倡建人（4）；
在 1864年重修时，即有永定人胡泰兴、惠州人黄陈庆等捐缘 。庙中文物，还包括1803年甲必丹胡始明曾偕两名儿子臻麒及臻麟送的“钦崇福泽”匾，流传于当地客家人的早期的说法认为这位捐匾给广福宫的甲必丹据说也 是客人（5）。在中马，吉隆坡是惠州为主的客家人开辟的地区，当地安邦区的登彼岸观音佛堂，建于约1884年间，其中有1889年由信徒送的客家惠州乡士 神谭公仙师香炉，即说明信徒以客属为主。安邦的莲花庵，名字相承丰顺县的莲花庵，内有惠州府会馆1889年送的大理石炉。两庙文物说明了两庙与当地客属主 导的惠州社群有极深渊源。

马六甲观音堂是福建人为主的青云亭之外，另一间祀观音的庙宇，创庙于1895年；从它1896年的捐缘碑，我们可以 发现到，它曾远赴吉隆坡、芙蓉、新加坡、柔佛捐款，其中不少捐款人可证明为客籍人（6）。彭亨劳勿观音堂，1910年设立之前，原本就是谭公爷为主祀，后 来才改成以观音为主祀，亦肯定与各属有关。

砂劳越古晋达明路林华山观音堂其后头原 为“福善堂”是崇拜“无极天尊”的先天教斋堂，成立于1867年前，现观音堂最久的可考文物，是1902年留下的对联；在1907年的捐缘碑上，它的绝大 部份捐款人都是来自当时客家矿工集居的帽山地区，说明这是一 间客家人的观音庙。而帽山的慈云阁，据说在1890年之前已有庙宇， 庙中可考之最早文物有赖超先在1902 年敬送的铜钟。

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马来西亚多处都出现像布赖一样崇祀观音的庙宇都叫“水月宫”，而且，大都是在当年的金矿或锡矿产区。
从 田野考察发现，砂劳越第一省新尧湾水月宫据说是客属人在1850年建，现有门额是1886年由陈尊盛奉送 (7)。新古毛的岳山古庙，藏有一块1897年的“水月宫”匾，其附近观音阁建于1904年。霹雳州怡保的水月宫拥有一块志明明绪十六年冬 (1890/91)的云板，是肇庆四会人范昌明所赠，这是怡保区已发现的华人文物中志年最早的。金宝务边街的“金宝古庙”，留下的光绪三十(1904 /05)香炉已说明它原名水月宫、 当时捐赠的信众包括了古网州、东莞、新安、四会、惠州、增城、广宁、南番顺人。霹雳出现非客籍捐赠水月宫的情形可能是帮派之争消除后，各帮派语系对观音信 仰共同扶持的证明，这是信仰原本不分帮派的现象重现。

马来西亚最早的水月宫香火可 能是在吉兰丹布赖，其历史比槟城更早，可以远溯到十八世末。但是，由于马来亚共产党在日治时代后展开了反英殖斗争，紧急状态时期，英军为了对付马共，利用 行政手段坚壁清野拆散当地以及活望生的客人村落，于1948年起将当地客籍人分散到瓜拉丁加奴二十哩外、彭亨州的瓜拉立卑以及南方的柔佛古来附近 ，形成几个不同的布赖新村，结果吉兰丹水月宫的香火便随著先辈分成几组小群到异地一切从头开始的过程，迁州过府的在几个地区都分香建庙，香火分散上述各地 新村去了(8)。
值得玩味的是槟城广福宫，宫内亦有一块无桌，志明是1896年，由当地著名的佛徒陈西祥娘所赠，上刻“水月宫”。 其来历如何？或者槟城亦曾有水月宫香火？暂时不得而知。

有 关“水月宫”的香火来源，据砂劳越的说法，是来自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四公里的“天竺岩”(9)，而吉兰丹方面原住的布赖客家人，因时间经过约三百年的变 化，对祖籍多是概念模糊，已不可考，因此很难知悉他们的先人是否亦来自河婆。但新古毛、怡保、金宝、早期都有河婆人采矿。因此，说水月宫香火来自河婆是可 能的。

其实，“水月”本是佛教用词，佛教大乘十谕之其中一谕，即以水月譬诸圣之无 实体，智度论六曰：“解了诸法，如幻 ，如焰、如水月……”(10)。一心观水相入水定的水月观音，亦是中国流传极广的一种观音造型；法国罗浮宫所珍藏的水月观音，是唐朝中期的作品，采用了 半跏跌坐大海岩石上的造型(11)，可见这是中国流传极广的观音造型。而飘洋过海的人们，要在海上冒风 浪之险远到异地采矿， 更是险上加险；先民以水月观音为心理依从及祈求保护之寄托， 亦折射出南来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开拓时代的辛酸。吉兰丹等地的“水月宫”出现于矿区，又因紧急状态，而出现了分香及迁移，正反映出先辈的苦难历史。

(D)从民间观音信仰朝向佛教寺院
到 了槟城极乐寺的出现 ，其过程又标志历史进入另一阶段，它的发展代表著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北传佛教信仰，在东南亚正式有了庙宇，开技散叶。它由一八九一年 建立在亚依 淡白鹤山上一座木构大士殿，发展成福建鼓山寺的海外别院，再后来演变至今日东南亚历史性宗教名胜，个中有不少客家领袖的功劳。
据韦宝慈1907年撰《槟榔屿白鹤山极乐寺碑记》，我们可从这块现存寺中的碑记得知，槟城鹤山极乐寺原本是以大士殿为主殿，主祀观音的古庙。3年后立的《槟城极乐寺碑》则说明，当时“草架茅舍”有了改变之机运，是得力于妙莲获得代理领事的嘉应客家人张煜南答应发动捐献。其后，当时北马著名的众客家领袖，对推动极乐寺的发展不遣余力。
在中国佛教史上，来自福州的极乐寺开山长老妙莲，是唯一曾往北京请得《龙藏经》，并获赐紫衣殊荣的东南亚寺院住持高僧。他在极乐寺藏经楼留下的《龙藏经》和“奉旨回山”的仪仗牌以及“钦命方丈”的匾额。
极 乐寺全部工程，历十五年完成，总计建筑费十七万九千六百余大元。六位主要的倡建助缘人，都是客家人，而且除张鸿南、张振勋(弼士)、张煜南、谢荣光、戴春 荣、郑景贵皆曾出任信托寺产的大总理。五大总理中，除了郑景贵之外，其它四位都是历任清廷驻槟领事。郑景贵则曾经捐银十万，作为清廷在安南对法国战争的捐 输，另一方面，发出护照予妙莲长上京请《龙藏经》的当时领事其实便是谢荣光的女婿梁碧如。上述各人都曾获清廷封官衔，而且与张弼士相知。妙莲长老得于北上 请经 ，亦可能是得自其中的渊源。
一九零四年九月，妙莲法师 获颁《龙藏经》，并获得御赐紫衣的年与月，正好与清廷对张弼士任命的年与月相符相同。妙莲长老到北京请得《龙 藏经》的同年同月，张弼士也备受清廷皇恩浩荡，清廷提升太仆寺少卿张弼士为太仆士正卿，并担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为闽广铁路，负责海外招商及推动各地总商会成立。同时，张弼士也兼任槟榔屿管学大臣，在槟城 积极推动中华学堂。(12)极乐寺，建寺成功，和当时出钱出力倡导闽粤人捐助的客家领袖，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其中一个的原因，也当然是由于他们信佛拜观音。

(E)小结
无 可否认极乐寺创建之前，清代的大马客家人已引进的观音信仰，也无可否认它们大多是香火庙。它们固然可以说明是佛教信仰渗透客家移民社会及深入民心的一种现 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认识，这种观音崇拜，主要是表现信仰习俗的认同，信徒大多是抱著“求神拜佛”的心态，而不曾真正主动认识到佛教的教义。 因此在马来西亚早期的观音信仰基本上也就成为地区上的共同信仰及团结象徵，以至各个社区或个人的“保护神”；却不一定随著观音庙的建立就会出现活跃的佛教 活动。如此的信仰，人们兴趣讲述妙善三公主的故事、藉演戏酬神办庙会欢庆，甚至喝酒赌博；他们这一类的热心甚或超越了对佛教的五戒十善或深入经典教义的注 重。既然民间信仰色彩的观音崇拜重演中国所会出现，因此，也就不难想像中国一般的情形出现在马来西亚：非佛教正统的民间教派，藉供奉和重新诠释观音信仰传 教的例子比比在马来西亚历史上也皆是；相信十九世纪的林华山观音堂即此例，从它留下的联匾诸多“三期普渡”及推崇“无极天尊”，可知它在佛化之 前，原来突出了先天教的民间教派色彩。但另一方面，它所供奉的观音，却是 吸引了不少信众，成为支持其庙宇长期操作的来源。 无论如何，我们也可以说，这样一些社区上的观音信仰，不但把观音崇拜播散到马来西亚各地，也保存了移民到马来西的华人继续接受佛教特明的种子。由于人们在 不同地区建庙，保持了对观音的崇拜，因此，对佛教的亲切才不致于因人在异地而消减。等二十世纪初以来，来自中国的法师陆继南下，在马来西亚各地传教之际， 基于各地人们保持的观音崇拜，对佛教才不会感到陌生，一些先天教斋堂转化为佛教是自然的。即使吉兰丹布赖等地的客家人，有不少都早已混杂了其他种族的血 统，也不知祖籍在那里，可是，“水月宫”的香火却使他们自认是佛教徒， 也保持自认是华族的共同象征。观音的香火甚至因为当地客籍代代有人与当地泰族的通婚与交流， 马来西亚吉兰丹的南传泰文化佛教寺庙，也找到立足范围。南传的暹罗寺庙，供奉源自北传的观音，而且是中国的观音造型，在马来西亚是相当
普遍的。

注释：

• (1)S. M. Middlebrook, M.C.,Pulai: An 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in Kelanta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s Soiety
• Vol.11(2)pp152.
• (2)同上，pp 153-154.
• (3)李成友：〈白头村民适话当年，布赖村历尽沧桑〉，载《吉兰丹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暨扩建落成开幕双庆特刊》。
• (4)胡巨川《中川胡氏源流》，载胡以按编《中川史志》，页7。
• (5)黄尧：《马　星华人志》，页65，黄尧称胡始明为永定富商胡泰兴祖父。但这种说法显然缺乏根据。另，地方史家陈剑虹考据胡始明为香山人，是否客籍香山人则依旧待考。
• (6)其中包括姚德胜，饶喜娘等名字出现，这基本上反映本庙的捐款人是以广州语、客语系人士的捐献者占大多数。
• (7) 有关1850年 开庙的说法，源自传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三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87)， 页1361。刘伯奎《砂 劳越河畔的华人神庙》(砂劳越：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则指香火是1870年代由一位西婆罗州移民，以广东河婆带入香火，参页72。
• (8)马来西亚华族历史及文物调查工委会丁加奴州研究员王雅浩提供之田野采访资料。
• (9)刘伯奎《砂 劳越河畔的华人神庙》(砂劳越：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1996)页72。
• (10)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台湾，天华出版社，1982)，页668。
• (11)后滕大用《三十三体之应化》载《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纪念特刊》(槟城：广福宫，1988)，页263。
• (12)王琛发《极乐寺龙藏经：反映晚清华侨政策之一瞥》，载《无尽灯》季到164期 (马来西亚：佛总。19 99年4月 6日)，页27-31。

王琛发 资料来源：《无尽灯》

从发现道北佛寺壁画 看吉兰丹佛教历史(二)

(一)
本文附上的几张图片，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吉兰丹道北地区的“玛晶马朗佛寺”，这些相片是摄自该南传佛寺所在范围内的一座“经房”。它们其实都是属于“经房”外壁的壁画，这里公布的是其中一些局部。
在 今日，玛晶马朗佛寺的周围虽然都是泰族村落，但是，它的国内外各民族访客也众多，这主要是由于它近年完成了号称东南亚最大的坐佛像；这座坐佛像出现在以清 真教为主流也以清真教义为政策主导的吉兰丹州，亦使它本身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成为吉兰丹的多元宗教与多元文化色彩不易消褪的根据。

笔者在1994年无意间发现“经房”外墙上有壁画，拍下这批照片时，当时曾询及住持昙佚僧师有关玛晶玛朗庙的历史。据他告知，根据历任住持的年代推算，有关“经房”的历史，可能已经历时超过四百年。 这 座经房的一些壁画，相比起庞大的坐佛像，可能不会比坐佛像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我们却必须正视，这些由无名画师所留下来的绘画，是珍 贵的文化遗产(Heritage)。今后若能有人对这些壁画作仔细而全面的研究，必能丰富我国的历史研究，尤其，它亦是见证马中关系史，马来西亚佛教史， 甚至亦是马来西亚与泰国国泰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材料。

(二)
根据中国方面的历史文献，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吉兰丹，在过去以来，曾经是东南亚其中一个受到佛教传播之影响的地区，并且，也与中国有很密切的交流。至迟在明代，它已是华人聚居之地，都是有文字可据的事实。
中国史籍里的吉兰丹，古代称为丹丹国，是史家所公认的。在《梁书》卷五十四条，有关丹丹国的记载，说明了这一个国家深受佛教影响：
“ 丹丹国，中大通二年(公元五三○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般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朝望国执，慈愍苍生，八 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喻，不任庆善，若椠奉见尊足，谨泰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吉贝杂香药等。大同元年(公元五三五年 )，复遣使献金银瑙璃杂宝香药等物。”
到了唐代，丹丹国被译为单单，《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单单国传》说：
“ 单单在振州东南，多罗磨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目视事有八大臣，号八坐。王以香涂身，冠杂宝璎，近行乘车，远乘象，战必蠡击鼓，盗 无轻重皆死。乾封总章(唐高宗时)，时献方物。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
从这段文字可知，当时，吉兰丹与中国广州贸易不绝，从同一段文字亦可知，这个时候的吉兰丹，仍然是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到 了明代，公元一五一一年(正德十六年)，葡萄牙政占了马六甲，中国人在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从马六甲迁往连接着吉兰丹北大年，促成北大年的发展。明朝万历年 张燮写的《东西洋考》，对北大年(Petani)有一段说明主权所属的描写 ，起首之句说，这个国家“即古渤泥国，本婆属国，今隶暹罗”。在《东西洋考》里，他对当时华人在大泥的情形也有如下的描写：
“华人流寓甚众，趾相踵也。舶至，献果币如他国。初亦设食待我，从来此礼渐废矣。货卖彼国，不敢徵税，惟红毛( 洋人)售货，则胡丝百斤，税红毛五斤，华人银钱三枚，他税称是。若华人买彼国货下船，则税如故。”
可见华人很受优待，货物进口，都无需纳税。
又载说：“吉兰丹，即渤泥之马头也，风俗俱同泥”，并指出，其中有中国海盗曾在此聚肃出没，扰及商船。
从地图上看，吉兰丹与北大年两地的都城也仅相距八十里，由北大年乘帆船，只一天就可以到达吉兰丹，而两地的陆路亦没有高山之隔，以河流来船亦方 便。可见明代吉兰丹作为北大年的“码头”，是有根据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暹罗的属国，暹罗是佛国，当地当然也不会亦不能排佛，而华人“流寓于当地甚众”，便很可能早可能早在那个时期，就出现了原本信佛的华人接触暹罗系统南传佛教的现象。

(三) 玛晶马朗佛寺出现的壁画可以被视作是历史上的证物，证明中国人与吉兰丹北部人民，尤其是泰族，很早即有互相交流的证据，是反映当地社会历史一瞥的写照。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观察壁画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到，有关的壁画作者根据本身所见去描绘的景物，应属清代。这些壁画内容， 证明明代华人在吉兰丹上岸交易与生活的历史，在清代也延续著。 根 据他们的服饰，我们可以轻易把壁画上的人物分为当地的泰族以及绑著长辫的华人，尤其是画墙上一 幅市集与航行者的壁画，画师作画时，把画面分海上与陆上两个部份，画得相当写实。画上部的景像，有著泰式的亭台楼阁，有著一些穿著泰族传统服饰的人物，也 有一些神话人物在天上飞翔；而海上的两艘船，一艘是大眼鸡船，另一艘是有个轮子在外侧的轮船，船下有鱼，船上边都是绑辫子、穿著黑布或蓝布衫的华人，有者 还爬到桅子拿著了远镜探视前方。

画面上，在岸上或船上的清朝人都戴了阔边帽；也许这正是当时华人船员的真实写照，在炎热多雨的地方，如此才能防热防晒！ 另外，有些华人拿著长烟杆，赤著脚，莫非是当地生活的？ 我们从吉兰丹地图去看道北，可以发现，它位置近海，又有河通今日的泰境，通入北大年 ，因此，在过去这里曾是商船登陆的地点并不出奇！ 这样一种的绘画，源自画师在生活中的观察，写实为主，它正说明了，在画作的时代，当地的泰族，是习惯了与华人航海的商买海员交流的。

(四)
虽 然迄今未能考究出有关壁画的绘就时间，但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至少在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于1820年著成之前，吉兰丹已经不再属于北大年 所领，而是另一个国家。但那时，它依然是受到以暹罗国佛教的影响。乾隆时代，吉兰丹人民的风俗习惯，甚至华人的生活状况，清朝谢清高在他的《海录》中记载 得很详细：
“吉兰丹国在太呢（北大年）东南，由太呢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土产略同太呢，亦无来由种类，为暹罗属国。”
“ 中华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小木桶舀水自淋之，多至数十桶，挨顶上热气腾出然後止，日二三次，不浴则疾发 ，居久则可减，然亦必日澡洗，即土番亦然。或婴病，察其伤于风热者，多淋水即愈，无庸药石，凡南洋诸国皆然。其地名双戈及呀喇顶等处皆产金。由吉兰丹埔头 入内河，南行二日余，西有小川通太呢阿罗帅，又南行日余 ，双戈水会之，又南行十余日，则至呀兰顶 ，与邦项後后山麻姑产金处相连。河中巨石丛杂，水势峻厉，用小舟逆挽而上，行者甚艰。中国至此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头 ，粤人多居山顶 。山顶则淘取金砂，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凡洋船到各国，王家度其船之大小，载之轻重，而榷其税。”
当时吉兰丹国内的审判制度，有些迷信，而僧人也涉及其中：
令 两造出外，见道路童子，各执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诵咒，以一竹竿，令两童各执一端同没水中，番僧在岸咒之，所执童先净者为曲，无敢复争，童子父母皆惯，亦不 以为异也。又其甚者，则有探油锅法。探油锅者，盛油满锅，火而热之，番僧在旁诵兄，取一铁块，长数寸，宽寸余 ，厚二三分许，置锅中令两造探而出之，其理直者探手入滚油中，取出铁块，毫无损伤，否则手始入油锅，即鼎沸伤人，终不能取，非自反无愧者，始虽强词，鲜不 临锅而服罪。“

谢清高的结论是： “国有此法，故无大崛强，而居民俱奉佛甚虔也。”

（五）
壁 画所在的地点，并不见得就是谢清高所到过的地带，绘画时间也未确定。但是，有这样一种内容的壁画出现在道北，就证明了，在清代，确曾有商船出现在吉兰丹与 北大年的暹罗村地带沿岸，与当地的佛教徒互通有无，而且，当地也曾出现如画中般热闹的市集。而当地的画师，就把人们熟悉而且接受的这种生活阅历， 化作美术，视为集体的美好记忆以图绘记忆下来，绘画在地区上最重要的建筑物，作为社区信仰与团结象徵的佛寺建筑上边。

摘自《无尽灯》第28期